治理校外培训是推进“双减”政策落实的重要内容。经过一年多的集中治理，学科培训机构总数大幅减少，培训机构逐步规范。但与此同时，校外培训的治理仍面临许多新的问题和挑战。如何建立规范高效的校外培训治理机制是当前的重要课题。

近日，浙江省教育厅等十部门发布编号《关于加强校外培训监管行政执法工作的实施意见》，既明确了不同行政部门的执法权责，又强调要创新多种执法方式，鼓励各地大胆创新、先行先试。面对校外培训行业的新形势，打破传统单一的治理模式，探索创新执法方式，对于当前的校外培训治理可以说是及时雨，为各地完善校外培训治理体系提供了重要参考。

与“双减”政策实施前的校外培训相比，当前的校外培训行业有了新的特点。一些家长基于升学考试压力，继续将校外培训视为刚需，再加上资本的逐利性，校外培训在学科上的“隐形变异”日益增多，一些培训机构为了规避线下监管，私自采用线上培训，增加了培训的隐秘性和流动性，对校外培训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。校外培训治理对象的新变化，使得传统的监管方法和手段难以发挥有效作用。为此，我们必须逐步探索和创新能够更好地适应新形势的监管手段和方法。

首先，可以探索信用监管的途径，发挥信用在创新监管机制、提高监管效率方面的基础性作用。浙江省此次提出的信用监管模式探索，推动校外培训执法结果与公共信用平台有效对接，将重大违法失信行为纳入失信惩戒范围，也是对我国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要求的积极响应。校外培训的信用监管是实现自律与他律和谐的需要，也是促进校外培训机构办学诚信、经营自主权和教育价值和谐融合、良性互动的现实需要。通过建立校外培训机构的信用档案和信用体系，形成公众信用评级和评价机制，一方面可以为消费者提供提示，避免消费陷阱的出现；另一方面也规范和促进了培训机构的健康发展，加强了行业自律。

其次，“互联网”时代要求不断适应信息化、大数据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，改变传统监管模式，建立治理和服务新模式。正如浙江省提出完善“互联网监管”场景应用，提高校外培训治理效率。从我国地方“双减”工作的典型案例来看，探索建立“部门联动、社会参与、数字化赋能”的常态化监管机制，已成为各地开展校外培训治理的重要途径。通过互联网接口动态采集各类培训机构的行为日志，通过数据分析技术智能判断培训行为，可以大大减轻监管人员的工作量，提高监管工作质量。利用互联网技术平台进行管理，可以实现网上申请、网上审核，行政部门可以实时动态掌握培训机构的情况。同时，通过信息平台公开培训机构的信息，有助于家长和学生了解培训机构的信息

其次，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，政府对社会事务的管理正在从“无限管理”向“有限治理”转变，政府可以逐步退出对市场的全面干预，交给行业本身或第三方进行自我管理和评估。由行业协会制定培训行业行为规范，对行业内培训机构的资质、服务质量、招生宣传、培训协议等进行规范和约束，以打击同行不正当竞争，维护行业形象，促进培训机构健康发展，实现社会自治共治。政府也可以通过委托管理的方式，将政府承担的部分管理事务委托给相关中介组织。通过培育和完善社会中介组织，使其成为承担政府管理社会服务、维护公平市场竞争秩序的具体组织者和经营者。

最后，重视学校、家长等外部因素的治理和引导，形成家庭、学校、社会的协同治理。校外培训的产生和发展受到学校教育、家庭和社会等多种因素的影响。因此，校外培训机构的治理不能局限于培训机构本身的治理。未来政策规范和引导的两个重要外围因素是学校教育和家长引导。学校要切实提高校内教育质量和水平，优化学生作业设计，提高课后服务的多样性和有效性，在保证学生学习质量的同时减轻负担，让家长放心回归学校教育的主体地位。社交媒体要引导家长树立科学的育儿观，缓解焦虑情绪，理性对待校外培训。提醒真正需要校外培训的家长和学生，选择有正规办学资质、信用等级好的机构。对于那些符合素质教育发展方向，能够满足学生选择性学习需求，培养学生发展兴趣和特长，拓展和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培训机构，要鼓励和支持其规范化发展，更好地满足孩子个性化、多样化的成长需求。

总之，未来校外培训机构的治理需要从更广阔的视角进行创新，在政府主导治理的基础上，逐步形成培训机构自律发展、学生和家长理性对待、学校教育质量提升、舆论正确引导的常态化治理格局。

(作者是天津市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法治与评价研究所所长、研究员。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