保护儿童健康快乐成长，实现“幼有所育”，不仅是家庭的重大关切，也是国家的重大民生问题。然而，“没人带娃”“两个员工带娃难”已经成为年轻人普遍面临的育儿难题。上海通过立法解决儿童保育问题，给“最软群体”以坚实的信任，引起广泛关注。

自2023年1月1日起，《上海市学前教育与托育服务条例》(以下简称《条例》)开始实施，成为我国首个探索学前教育与托育服务一体化的地方性法规。在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、上海市妇联兼职副主席黄琦看来，学前教育与托育服务一体化立法，既规定了政府在学前教育和托育服务中的职责范围，也规定了学前教育和托育机构的场所和人员的标准和要求。这一创新立法具有启示价值和现实意义。

2017年，时任十二届政协委员的黄琦开始关注托幼服务的发展。2017年上海两会上，她提交了“0-3岁儿童保育问题需要在政府主导下解决”的提案；2018年全国两会上，她提交了“将学前教育费用专项附加扣除范围扩大至3岁以下”的提案；2019年全国两会上，黄琦委员继续提交《关于建立健全0至3岁公共托幼机构顶层设计法律政策的建议》的提案。

在2023年1月中旬召开的上海市第十四届CPPCC第一次会议上，育儿话题也是黄琦委员关注的焦点。她建议，在实施《条例》、完善公办养老机构建设的同时，注意鼓励发展价格实惠、设施完善的民办养老机构，尤其是社区养老，鼓励发展全日制、半天制、小时制的弹性养老方式。

黄琦注意到，有家长要求托幼机构安装摄像头，这样可以通过手机远程观看孩子的情况。她认为“这是家长不安全感的体现，家长对托育机构的信任程度取决于托育人员对孩子的负责程度”。

黄琦在调查中发现，大多数家庭都非常重视孩子的早期教育和发展，对托育服务的内容、时间、适宜年龄都有要求。在选择托幼服务时，他们更注重服务质量(包括机构资质、教职工资质、机构硬件设施等。).

托幼机构存在诸多问题，如“需求与资源难以匹配，家长需求不同，托幼服务人员数量和质量均缺失；很多民办机构管理难度大，一些非正规机构隐藏起来，游离于相关部门的监管体系之外。”黄旗说道。

针对目前托育服务总量不足、结构不均衡、服务质量不高等问题，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石毅认为，学前教育和托育服务资源可以继续优化整合。在他看来，托幼服务行业的机构类型很多，条件也不一样。只有有效监督和引导机构按照标准和规范执业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，保障儿童入园安全，才能提高家庭对托幼服务的信任度。

黄琦建议，为解决“托幼难”问题，还可以根据家庭和社区的需求，设定不同托幼服务、不同托幼模式的服务标准、准入门槛和监管标准，借助机构、社区、企业为家庭提供养护、教育、托幼等多元化早期服务。

石毅分析，目前托幼机构的区位分布不均衡。大多数t

“建议通过立法确保三岁以下婴幼儿可以免费享受育儿、育儿指导等一系列服务。”石毅认为，现在的托幼服务更侧重于城市家庭。目前，我国大部分农村地区尚未建立婴幼儿护理服务体系。他建议探索农村托幼服务，密切关注农村留守儿童，通过上门服务为监护人提供科学的育儿培训。

在黄琦看来，对于职场适婚青年来说，产后的育儿、育婴问题显得尤为重要。目前，婴幼儿入托难、入托贵的现象与托幼机构招生难、生存难并存。“如果国家政策能够最优地解决‘育儿难’的问题，实现‘育儿好’，很多想生孩子却不敢生孩子的年轻人或许能够增强生育意愿。”黄琦说。

“从现有的研究结果来看，托育服务可以减轻家庭育儿负担，有助于提高生育水平和生育意愿。”石毅提醒，大规模推行市场化的托育服务，如果价格不在普通家庭的承受范围内，实际上可能会降低再生育的意愿。

黄琦建议，相关部门应积极开展托幼相关立法研究，深入系统思考幼儿教育发展方向，出台优惠政策，通过减免税收、教育补贴等方式，鼓励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共同兴办托幼服务机构，承担托幼社会责任。同时，可以在师范院校开设相关专业，加强保育人才建设。

中青报王忠清记者冼洁洁韩伟来源：中国青年报

2023年02月06日07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