鲁迅的玩伴“润土”晚年去世，因为他没有钱治病。他的孩子和他们的后代呢？
答:在上个世纪的语文教材《少年跃起地球》中，“深蓝天空下一枚银戒指空手拿钢叉”的“少年英雄跃起地球”，让很多“80后”依然记忆犹新。然而，在真实的民国历史中，“飞跃的土壤”的原型——张，大作家鲁迅笔下的“少年”，却有着悲惨的一生。
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县杜浦村的农民张，比鲁迅大两岁。全家与鲁迅的家庭关系很深:张的父亲一直以“忙月”(短工在忙月为大户打工)的身份为鲁迅家打工，张的母亲是鲁迅小时候的保姆(“鲁迅笔下的长妈妈”)。14岁时，张被父亲带到鲁迅家，帮助照看“主人”的祭祀器皿，并因此结识了12岁的少年鲁迅。从此，两个活泼的孩子聊起“抓鸟”、“看瓜”之类的趣事，结下了深厚的友谊。就像《少年飞跃地球》里写的那一幕。
然而，这与鲁迅和润土“永不相见”，30年后才重逢的场景不同。直到青年时期，张还与鲁迅有过接触:1900年，当时在南京矿业路学校读书的鲁迅，寒假也与张一起去了绍兴市，两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“边走边谈，逛大街，看热闹”，度过了一段难忘的青年时光。
然而，三年后的灾难发生在张身上:张的父亲于1903年去世，24岁的他从此撑起了一家人，守着六亩薄沙辛勤劳作。然后，在岁月的蹂躏下，当“中年飞跃土”与“荀兄”重逢时，便成了“浑身上下”、“皱纹很深”、“态度终于恭敬”的样子，让不少读者读了唏嘘不已。
在真实的历史中，鲁迅与“中年”的这次重逢，发生在1919年12月他回家接母亲的时候，当时张带着17岁的儿子启胜(老家儿子的水上原型)帮忙提行李。鲁迅一家出发时，张也带着女儿(《故乡》中“五岁女儿”的原型)来送行。他带着女儿站在鲁迅故居前的“张马桥”上，看着鲁迅的船消失在眼前，久久不情愿地离开了。这是鲁迅和张的最后一生。
也就是我们这次再见面时，鲁迅记忆中的“教鲁迅捉鸟，海边讲故事的男孩”变成了“苍老、阴郁、麻木、卑微的人”。如此强烈的震撼成为鲁迅小说《故乡》的动力。甚至在今天，很多人都在问“飞跃土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”这个问题要看张和鲁迅重聚前后经历了什么。
比起鲁迅的小说《捕鸟钓鱼看瓜》，真正的张还不错。据张的女儿回忆，张“锄头打鱼，担船做万物”，常年不见休息，但即便如此，他还是“吃不饱，穿不暖，喂不饱我们家的六个孩子”。1934年浙江旱灾期间，张被迫卖掉了六亩薄沙地，成了一个更苦的佃农。两年后，他饱受贫穷和疾病的折磨，但他没有钱治愈。他于1936年9月去世。
这位勤劳诚实的农民，在他去世之前，也留下了许多感人的瞬间。生下痈后，他每天都要靠女儿张阿华替他擦脓血，但不管有多痛，他咬咬牙，一滴眼泪也不掉。临死前还在千里之外读鲁迅，家人说:“想办法给周先生(鲁迅)带点豆干来。他是个好人。”
同样令人心碎的是小说《故乡》中儿子的水上生活原型，以及张长子的生活。小说中“比闰土还瘦”“腼腆”的男孩，和父亲一样擅长农事、打猎、钓鱼、撑篙，也擅长“吹笛子”、“打架子鼓”、“吹胡琴”。每次在村里遇到神仙，他也是“大叩”。但这么聪明能干的年轻人还是摆脱不了贫穷，但1940年死于霍乱瘟疫，年仅38岁。
《故乡》掌管船只的“五岁女儿”在距村十里的中村嫁给了毛家，过着平静而幸福的生活。1975年，66岁的张阿华到处都是孩子和孙子。在接受绍兴县文化中心采访时，她详细描述了张一家的命运，留下了许多珍贵的记述。也是在同一年，张的第三个儿子也进入了人们的视线。他已经六十岁了，带着张阿华的微笑说:“生活还是很艰难的，越年轻越好。”
在张的后代中，张(张启胜之子)的孙子张贵是新中国成立后著名的现代文学研究者，曾任浙江绍兴鲁迅文学纪念馆副馆长。如果张知道的这个成绩，他应该会感到欣慰。
与鲁迅、张、相比，它触动了无数读者的友谊和张后代的命运。更值得后人思考的是民国时代，在张悲惨的一生背后，更充满了苦难。
回忆民国，很多“文艺青年”的第一反应是“文艺英雄”和“大师”的浪漫生活。但这些优雅的背后，是更多底层人的艰辛和磨难。在浙江农村，一部民国史就是一部浙江农村自然灾害史。仅从1928年到1929年，浙江就有33个县遭受水灾，14个县遭受旱灾，21个县遭受风暴。30个县遭受虫害。触目惊心的灾难是纸上的一系列数字，但有多少张水润，真实的家庭和生活受到了冲击。
特别是1934年，张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不得不卖了六亩地做佃农，这一年也是浙江自然灾害载入史册的一年:之前的大旱空席卷浙江，海宁、宁波数百天不下雨，受灾土地2000多万亩。许多地方遭受干旱，然后遭受洪水。看过如此震撼人心的灾难，你就知道张是的家人，后来遭受了打击！
比天灾更可怕的是人祸。就当时统治浙江的国民政府而言，面对1934 空年前的灾难，各级官员表现出骇人听闻的麻木。在长兴等几乎没有收入的县，政府官员要么想尽办法隐瞒，要么以各种借口隐瞒。当灾难蔓延时，未能提供救灾的官员挖了空并贪污了物资。“无良小官吏乘机牟利”是普遍现象。至于勾结地主富户囤积居奇，趁机聚敛兼并土地。就这样，张失去了六亩薄沙。
更可怕的人为灾难，是丰年不交的苛捐杂税。在民国乡村地图上，浙江并不是一个贫穷的地方，但从现代人的角度很难想象农民的沉重负担:比如民国时期，浙江杭州县农民要交的费用是清末的九倍。1932年，浙江江山县农民缴纳的钱粮税比1931年猛增5倍。然而，在1934 空年前的干旱之后，浙江农村变得更加贫困。仅凭国民政府自己的调查，数据就令人震惊。
比如1935年浙江嘉兴县，当地农民年收入183元，支出301元。同年，浙江省平湖县农民收入141元，支出171元…大多数农村家庭的年收入为“负数”，这使得收支平衡成为一种普遍现象。嘉兴县更是“农民穷，农村破产”，“农民只活在水平线下很远的地方”。当时国民政府经济学家何连甚至直言不讳地指出:“浙江农业贫困问题十分严重”
简单几个字，就是“闰土”等平民，说不尽的人生辛酸。
这样的辛酸不是“飞跃土”的案例，更不是浙江省的案例，而是1949年以前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中国农民普遍的艰难困苦。理解这种苦难，就能理解与荀兄重逢的“闰土”，理解令荀兄吃惊的“衰老、阴郁、麻木”，就能理解这种“闰土”，也就能理解人被打在后面、民生艰难的时代。好在这个时代早就过去了，再也不会来了。
参考:中信。com的《蹲土的后裔》动情地回忆迎海，邵建新的《谈鲁迅笔下的“蹲土”原型与后裔》，谢健的《民国时期江南农民负担分析》，浙江社会科学院的《浙江通史》，翁友伟的《民国时期的农村与农民》，周培羽的《乡土回忆:鲁迅的亲友回忆鲁迅》，《鲁迅日记》